袁世凯的"督窑官"，北京城的收藏巨擘，民国奇人郭葆昌

我国历史上，有公认的五次"收藏盛世"，分别为北宋、晚明、康乾、晚清民国和当代。俗话说"盛世古董，乱世黄金"，为何战乱频频的晚清民国时期，却也能名列其中呢？原因有三：

其时大量外国势力进入中国，搜刮古董文物，助长了民间的收藏风气。

清朝社稷崩塌，溥仪被赶出宫，大量清宫精品流入民间。

民国时期，许多有学识、有眼光、有情怀的世家子弟，在乱世中尽力保全国宝，成就一代收藏大家，留下许多动人故事。

今天我们的主人公，没有张伯驹、王世襄的官宦出身，没有刘靖基、庞莱臣的家资巨富，没有叶恭绰、傅增湘的身居高位，没有张大千、吴湖帆的千古才情，却以平民之身，成就收藏大家风范，更留下身后争议无数。他就是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督窑官的郭葆昌。

郭葆昌

一、初露锋芒

1867年，保定府定兴县城内三街，郭家弄璋之喜，为小儿子起名葆昌。定兴县历史悠久，战国时为招贤纳士所筑的，就在县境之内。定兴还走出过许多著名历史人物，如高渐离、祖逖、王实甫等等。但郭家人不会想到，未来的郭葆昌也将名列其中。

少年郭葆昌在老家读了几年私塾，据他自己说，所读不过"三本小书"（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）和半本《论语》，就被家人送到北京西城一家古玩铺当学徒。在这里，机敏好学的郭葆昌展现出了远超常人的古玩鉴赏天赋，短短几年时间，就在明清瓷器鉴赏方面颇有建树，逐渐在京城古玩圈混出了名气。

民国时期，许多达官显贵、富家子弟嗜好收藏，善于交际逢迎的郭葆昌因此结交了许多权势人物。但他没有经营自己的古玩店，却在海王村前门开了一家铸新照相馆。据说郭葆昌照相技术高超，袁世凯家的二公子袁克文就是这儿的常客。

袁克文，昆曲名家，“民国四公子”之一，素有民国"天津青帮帮主"之称

也正是由于袁克文的引荐，郭葆昌得以进入袁世凯府内当差。他为人机敏、善于逢迎、办事妥帖，深得赏识。据说袁世凯短暂归隐安阳时，在洹上村建了一座养寿园。园子建好后，袁世凯前来巡视，走到池塘边时，随口说了句"可惜池中无荷"。结果说者无心听者有意，郭葆昌马上派人从老家定兴运了十大车荷花，连夜栽入池塘。袁世凯大喜，随即提拔他为袁府总管。据说郭葆昌还秘密负责袁世凯的"外账房"，专管其不能为外人道的私人花销，可见袁世凯对他的信任。

1912年，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，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，提拔郭葆昌为总统府庶务司丞。郭葆昌此时向袁世凯提议，在景德镇烧瓷供内府专用。袁世凯遂命郭葆昌为九江道，赴景德镇督烧瓷器。就这样，郭葆昌成为了中国最后一位"督陶官"，同时开启了其人生最具争议的两年时光。

二、隐秘"洪宪瓷"

1.动机

郭葆昌提议景德镇烧瓷的举动，除了曲意逢迎之意，更多的还是"假公济私"，以慰嗜古之情。袁世凯平生不好古玩，他常说："古玩有什么稀罕？将来我用的都是古玩。"（袁克齐《回忆父亲二三事》）可见这事对于袁世凯来说，就是走个排场而已。但郭葆昌就不同了，对于一位瓷器收藏家而言，还有什么比自己督烧一窑瓷器更让人心动呢？

一开始，郭葆昌选择了极其珍贵的北宋汝窑作为仿制对象，派人赴河南临汝调查取样。而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核心人物杨度则认为，选择亡国之君宋徽宗的官窑太不吉利，最终改为仿制国力鼎盛的清三代官窑。由此可见，郭葆昌完全是从一个瓷器收藏家的角度，选择了最能代表中国顶尖瓷器的汝窑，政治方面的暗指影射原本并不在他的考虑之内。

2.过程

1913年初，郭葆昌来到景德镇，清廷的御窑厂早已烟消云散。他重金聘请行家里手，在湖广会馆设立画瓷处，负责烧窑的则是制瓷名家鄢儒珍。每烧一器，郭葆昌必亲自过目，不合格者当场砸毁。这期间为袁世凯烧造的瓷器，大都落"居仁堂制"或"居仁堂"款（居仁堂原址为中南海中的仪鸾殿，八国联军进京时被焚毁，于原址重建后定名海晏堂。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，在海晏堂办公，更名居仁堂），计划用于开国大典上馈赠嘉宾和袁世凯自用。器型规格多仿乾隆粉彩、珐琅彩，又带有明显的民国风格。胎质洁白透薄，色彩淡雅丰满，画工讲究，且有极强立体感，层次分明，不同以往。

“居仁堂款”瓷瓶

同一时期，郭葆昌还为军阀徐世昌、曹锟定烧了"静远堂"和"延庆楼制"款瓷器。徐世昌以文人自居，"静远堂"多仿雍正单色釉，雅趣十足。曹锟的"延庆楼制"则造型张扬，装饰富丽堂皇，可见郭葆昌"看人下菜碟"的本事。

曹锟的“延庆楼款”双龙耳瓷瓶

当然，郭葆昌也不会放过这次私人定制的机会。他个人的定制瓷器落款多用“觯斋”（郭葆昌别号，因其收藏的价值连城的上古酒器青铜觯得名）、"觯斋主人"、"郭世五"（郭葆昌的字）等。这批瓷器以花卉人物为主，花卉多用"没骨法"，着色淡雅，人物则多为隐逸高士，表现出了浓厚的文人趣味，由此可见郭葆昌的自我定位和人生追求。

“觯斋”款粉彩九桃瓶

据说整个督窑烧造计划，袁世凯拨款140万大洋，计划制瓷40000件，最后仅仅完成了6000余件。

3.争议

1915年，袁世凯的称帝计划已是紧锣密鼓。他下令在景德镇设陶务监督公署，命郭葆昌为陶务公署监督。郭葆昌本人对这段时期讳莫如深，坚决不承认烧造过"洪宪年款"瓷器，声称自己在1915年秋就已结束督烧任务，离开了景德镇。作者以为其说法属实，因"洪宪"年号为1916年元旦时才最终确定。这段时期，郭葆昌应该仅督烧了落款为"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"的瓷器，流传甚少。

袁世凯祭孔现场，为称帝做准备

1916年，袁世凯一命呜呼，皇帝梦只做了83天。可奇怪的是，袁死后，"洪宪年款"瓷器如雨后春笋，流转与各大古玩市场，达官贵人皆以礼送"洪宪瓷"为时尚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清末学者、收藏家赵汝珍在其著作《古玩指南》中说：

可见，所谓的"洪宪款"瓷，开始是景德镇匠人用郭葆昌所剩余料仿作。面世后，众人因猎奇心理，争相购买，使得"瓷业中人"也加入了仿制大军。据说郭葆昌本人不仅没有出面辟谣，反而请了善仿清三代的制瓷高手詹元广，于白塔寺搭建窑炉，批量烧制"洪宪款"瓷器，获利颇丰，令人感叹其精明如斯。

市面上常见的“洪宪瓷”落款

不论其他，"洪宪款"瓷器乃是"洪宪瓷"伪作，已是学界公论。1985年，故宫博物院泰山北斗耿宝昌先生在《明清瓷器鉴定》中说：

有趣的是，2005年德国纳高的一场拍卖，"洪宪款"与"居仁堂"款同时现身。最终"洪宪款"拍得14.2万，"居仁堂"款才得4万余元。可能是老外见惯了从圆明园抢去的明清官窑，从此只认年号，不识其他。

三、收藏人生

袁氏死后，郭葆昌为其操办了一场旷世葬礼，而后归隐。自此，醉心于收藏研究和古董交易。

1.著书立说。

郭葆昌将自己珍藏的300余件瓷器，汇编成《斋瓷器图谱》，其中不仅有许多罕见的宋元高古瓷，还有连故宫都没有清代官窑器"移栖耳尊"。

后来，郭葆昌被聘为故宫博物院瓷器馆馆长，他在任上编纂了《唐俊公先生陶务纪念表》和《瓷器概说》。前者为清代官窑研究的开拓之作，后者则以中英文双语刊行，成为第一本向西方介绍中国瓷器的专著。

而郭葆昌最大的贡献，是校注出版了《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》。《历代名瓷图谱》是明代收藏家项元汴所做的历史上第一本瓷器图谱，后辗转流落到英国。郭葆昌为重刊此书，竟在自家花园内建了一个印刷厂，并花大价钱为此书定制纸张。郭氏的《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》为对开精装，封图由金黄锦缎合缝云花而成，每页有乳白色暗纹水印，书中器物均为原色，印有中英文说明，在我国印刷史和古美术文献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。2011年，北京永乐佳士得春拍，《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》拍得10多万一册。

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

2.收购"三希宝贴"

我们都知道乾隆皇帝有"三希堂"，堂内藏有王羲之《快雪时睛帖》、王献之《中秋帖》和王珣《伯远帖》三件旷世墨宝。时至清末，溥仪被废，三希堂中的"二希"：《中秋帖》和《伯远帖》被光绪的敬懿皇贵妃偷带出宫，就近卖给了一家小古玩店"品古斋"。几天后，恰被前来淘宝的郭葆昌所遇，遂重金买下。据说，郭葆昌的这次"捡漏"，直接刺激了张伯驹，让其下定决心，倾家荡产的收购了《平复帖》。后来，《中秋帖》和《伯远帖》被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带至香港，周总理得到消息后，特批35万巨款，将"二希"购回，现存故宫博物院。三希堂中的另一希，王羲之的《快雪时睛帖》现存于台北故宫。

《中秋帖》和《伯远帖》

3.爱国情怀

归隐后的郭葆昌，经常从事古董交易，因其名声在外，许多洋人慕名而来。郭葆昌对付洋人很有一套，经常让儿子扮成货主，他则装作中间人"居中撮合"，每每几句赞誉，就能让洋人欣然解囊，满意而去，所售则均为赝品，他也因此大发洋财。对此，郭葆昌说："赚钱就要赚洋人钱，不能坑中国人。"

郭葆昌正与洋人“谈生意”

日军侵华时期，郭葆昌的老友王荫泰出任日伪政府官员，他多次苦劝无果，毅然与之绝交，即便在重病住院期间，也不许王前来看望。对于其毕生收藏，郭葆昌多次表示要在抗战胜利后全部捐给国家，绝不卖给外国人。

抗战胜利后，通过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及朱启钤、王世襄等人的居中撮合，郭葆昌之子郭昭俊最终遵从父亲遗愿，将绝大多数珍藏瓷器捐赠给故宫。这部分瓷器被命名为"郭瓷"，极大充盈了故宫的瓷器类藏品，可惜后来多数被蒋运至台湾。

四、是非功过

纵观郭葆昌的一生，是非功过，争议极多。其中最让人诟病的是身为袁世凯宠臣，多阿谀逢媚之事，更有烧制"洪宪瓷"，为袁氏称帝添彩，成其一生"污点"。

郭葆昌在其家中庭院留影

作者以为，郭葆昌一介平民之身，只念了几年私塾，更从未接触"西学"，当无法摆脱时代之局限。"洪宪瓷"的烧造，于我看来更像是借袁世凯的称帝，满足了郭葆昌个人的"督窑"梦想。若称"洪宪瓷"对袁氏称帝有多大帮助，当无此论。

反观郭葆昌"致仕"后的种种，著书立说、保全国宝、痛斥汉奸、捐献珍藏，不得不说其人的确才华横溢、且颇有气节，当可称得上民国一代收藏大家。

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就曾当面评价郭葆昌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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