迦腻色伽钱币上的佛像

贵霜王朝的迦腻色伽与孔雀王朝的阿育王、希腊—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米南德并称佛教三大护法王。东晋法显《佛国记》载：

从犍陀卫国南行四日，到弗楼沙国。佛昔将诸弟子游行此国，语阿难云：“吾般泥洹后，当有国王名罽腻伽，于此处起塔。”后腻伽王出世，出行游观时，天帝释欲开发其意，化作牧牛小儿，当道起塔。王问言：“汝作何等？”答曰：“作佛塔。”王言“大善。”于是王即于小儿塔上起塔，高四十余丈，众宝校饰。凡所经见塔庙，壮丽威严，都无此比。传云：“阎浮提塔，唯此为上。”王作塔成已，小塔即自傍出大塔南，高三尺许。

《佛国记》中记录了迦腻色伽礼佛兴塔的传说。对此，《大唐西域记》也有类似记载。但贵霜人对佛教的贡献并非始于迦腻色伽。《魏略·西戎传》载:

昔汉哀帝元寿元年，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。

《佛国记》又载：

佛钵即在此国。昔月氏王大兴兵众，来伐此国。欲取佛钵。既伏此国已，月氏王笃信佛法，欲持钵去，故兴供养。供养三宝毕，乃校饰大象，置钵其上，象便伏地，不能得前。更作四轮车。载钵，八象共牵，复不能进。王知与钵缘未至，深自愧叹，即于此处起塔及僧伽蓝，并留镇守，种种供养。

迦腻色伽早先并不信奉佛教，他早期发行的钱币上是希腊神、伊朗神、印度神，而没有佛像。扩张战争结束后，迦腻色伽以佛教为统一帝国思想的工具。他晚年为了统一信仰，授意佛教界领袖主持了佛教集结。[1]迦腻色伽在宣扬佛教方面的贡献，则集中表现在他促成了佛教历史上第四次结集之大业，这也是佛教史上最后的一次宗教大会。参加大会的约有500名高僧，来自印度各地，大会在世友主持下进行，而以波栗湿缚（胁尊者）任指导。[2]

迦腻色伽晚年发行的钱币上，第一次出现了佛陀的纹饰。钱币背面的佛陀，头顶硕大的肉髻，象征着佛陀至高无上的智慧；耳朵过分地拉长，象征着他早年奢靡的宫廷生活。现在空空如也，表明他决心抛弃世俗的荣华富贵，决心成佛；右手举起与肩齐平施无畏印，左手握僧伽梨；身着通肩袈裟，衣纹极具厚重感；佛陀兼有双重头光、和巨大的身光。[3]发源于印度的佛教，以及犍陀罗的佛像艺术、佛塔等，经由贵霜人传到了中原东土。

贵霜，迦腻色伽一世，狄纳里金币。钱币正面为迦腻色伽向左的立像，四周为希腊字母贵霜语币文“þAONANOþAOKANηþKIKOþANO”（众王之王，迦腻色伽，贵霜）。钱币背面为佛陀，手作无畏相，身后与头后有光圈，右侧为族徽，左侧为腊字母贵霜语币文“BOΔΔO”（佛陀）。

迦腻色伽钱币上的佛教形象，包括币文为“BOΔΔO”（佛陀）的狄纳里金币，还有币文为“CAKAMAN..OBOΥΔO”（释迦菩萨）的四德拉克马铜币，以及币文为“MHTPAΓOBOΥΔO”（弥勒菩萨）的四德拉克马铜币。这与迦腻色伽时期的犍陀罗雕塑中的佛教形象是相吻合的。

迦腻色伽时期犍陀罗佛教三尊佛像。左边为弥勒菩萨、中间为佛陀、右边为释迦菩萨

出土于犍陀罗地区的三尊佛像，佛陀的莲花宝座上用佉卢文写着“迦腻色伽五年”，大致是在公元145年左右。前排从左到右分别为弥勒菩萨（MHTPAΓOBOΥΔO）、佛陀（BOΔΔO）与释迦菩萨（CAKAMANOBOΥΔO）。所谓菩萨（BOΥΔO），是在历经修行达到领悟境界的过程中与佛陀最为接近的一种神格。[4]迦腻色伽将佛教的三尊佛像，运用到钱币上，金币为佛陀，而铜币分别为弥勒菩萨与观音菩萨。

贵霜，迦腻色伽一世，四德拉克马铜币。钱币正面为迦腻色伽向左的立像，四周为希腊字母贵霜语币文“þAOKANηþKI”（贵霜王）。钱币背面为弥勒菩萨坐像，四周为腊字母贵霜语币文“MHTPAΓOBOΥΔO”（弥勒菩萨）

贵霜，迦腻色伽一世，四德拉克马铜币。钱币正面为迦腻色伽向左的立像，四周为希腊字母贵霜语币文“þAOKANηþKI”（贵霜王）。钱币背面为释迦菩萨站立像，四周为腊字母贵霜语币文“CAKAMANOBOΥΔO”（释迦菩萨）

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，贵霜人，或中国古人所称的月氏人，对于佛教早期向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。季羡林先生考证，汉译中“浮屠”的出现要早于“佛”。梵文“buddha”经过巴克特里亚语（即贵霜语）转译为“boddo”，传到中原译为“浮屠”；而梵文“buddha”经过中亚西域的小国转译为单音节的“but”，传到中原为“佛”。[5]与此类似的是，汉语文献中，“弥勒”的出现要早于“梅呾利耶”。“梅呾利耶”是梵文“meitreya”的汉译，最早可见于唐玄奘所译经文，在此之前的吴支谦、支娄迦谶等所译佛经中均为“弥勒”。季羡林先生考证，“弥勒”应从吐火罗文A“metrak”音译而来。迦腻色伽钱币上“MHTPAΓO”发音为“metrago”，更似在新疆发现的吐火罗文A发音，而非梵语发音。而为何“tra”发音为“l”，英国语言学家贝利认为，结合许多梵语含义的实例，可以套用一个音译的公式，即tr＞dr＞l。[6]

[1]蓝琪主编：《中亚史》（第一卷），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，第257页。

[2]李海峰：《四次大结集与佛教文化的发展》，载《中国宗教》2005年第5期。

[3]刘祺：《迦腻色伽一世佛像钱币研究》，载《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》2015年第1期。

[4][日]栗田功：《大美之佛像：犍陀罗艺术》，唐启山、周昀译，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，第42页。

[5]季羡林：《再谈“浮屠”与“佛”》，载《季羡林集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29页。

[6]季羡林：《梅呾利耶与弥勒》，载《季羡林集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319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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