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教士雅裨理在鼓浪屿的三份契约

在中国近代史上，西方传教士一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而在基督教传入厦门的历程中，雅裨理（DavidAbeel，1804—1846）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一位传教士。

雅裨理祖籍荷兰阿姆斯特丹，于1804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，17岁时受洗加入教会，1826年从神学院毕业后，成为美国归正宗教会牧师。清道光十年（1830），雅裨理与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一起抵达广州，成为美国第一批来华传教士。1831年，雅裨理转为美部会传教士，赴巴达维亚（即今雅加达)随从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学习中文及闽南方言。根据叶克豪编撰的《闽南基督教大议会年录》记载：1842年2月24日（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），雅裨理与文惠廉（WilliamJonesBoone）自香港搭乘一艘英国军舰抵达厦门，由此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教工作。雅裨理“先在鼓浪屿展开传教活动，起初在近海边租了两间房子（即现编中华路23号）作为传教据点”。雅裨理与文惠廉夫妇成为最早进入厦门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。

1844年，雅裨理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徐继畬与英国首任驻厦门领事记里布（HenryGribble）会晤时的通译。在此过程中，他送给徐继畬《圣经》以及一些地图，并回答了不少关于世界历史地理、政治制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。这些，为徐继畬日后编写《瀛环志略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。徐继畬在《瀛环志略》序中曾高度评价雅氏，说“米利坚人雅裨理，西国多闻之士也”。在整部书中，他多次提及雅裨理的贡献，指出书中论述的一些材料和观点，“多得之雅裨理”。这些事实，已成为中外交流史上的基本常识。

不过，有关雅裨理在鼓浪屿的活动，此前论述主要都是根据英文资料，并未找到中文方面的文献。2019年秋天，我赴荷兰莱顿大学访问，在该校亚洲图书馆查阅档案时，意外读到与雅裨理早期在华活动相关的三份契约，其中之一为：

立甘愿包税字人黄麟，今有承父明买阄分应份山园毗连二丘，受种子一斗，址在鼓浪屿山土名官彩石后，前至本园岸，后至路，左至本园岸，右至本园岸。上丘横三丈七尺，直九丈六尺；下丘横二丈七尺，直六丈三尺。四至明白为界。今因花旗国雅裨理先生来厦济世行善，因欠缺地基起盖房屋，托中向麟租赁此园。麟思先生系仁德之辈，愿将此园税与先生盖屋居住。即日仝中，收过山园税价洋银三十大员。完足，其山园即付先生前去剥筑，起盖屋宇，永远居住，不敢阻挡。保此园果系麟承父物业，与房亲、伯叔、兄弟、子侄等无干，亦无交加来历不明为碍。如有等弊，麟自出头抵当，不干先生之事。此系两愿，并非抑勒，各无后悔，恐口无凭，合立甘愿包税字一纸，送执为照。

即日仝中，收过包税山园契面、单莺洋银三十大员，完足，再照。

……

在场见证人咪唎加甘明、协文

作中人许汉（押）、陈昭（押）

英关译生陈滉（押）

道光二十三年十月日立甘愿包税字人黄麟（押）

知见仝收银人母陈氏（押）、兄求（押）

把笔人自己（押）

就目前所见，与此相关的文书，计有黄麟之契约两份（应当是黄麟与契约中的“知见仝收银人母陈氏”各执一份），以及其兄黄求的一份契约。黄求出具的包税字，在内容上与前引文字大同小异。而在三份契约中，兄弟二人互为“知见人”。

上揭契约的内容是说——鼓浪屿人黄麟，将其祖传的山园交与雅裨理起盖屋宇，当时收得“莺洋”三十大圆。“莺洋”亦即鹰洋，这是清代在我国市面上流通的墨西哥银币，因其正面有凸起的鹰形而得名。此类银币在华南民间俗称“莺洋”，迄今所见的潮汕侨批以及长崎华商“泰昌号”之账册中，也多见有写作“莺洋”的通货。契约中的“剥筑”“交加”等，应是当地方言。以“交加”一词为例，在福建的一些地方，有“交往”（特别是指不正当接触）或“勾结”之意，正与契约所欲表达的意思相吻合。

根据厦门文史学者的调查，黄氏是鼓浪屿的大家族之一，他们来自同安石浔，其家族的生息繁衍，与鼓浪屿之开发和演化有着密切的关系，以至于鼓浪屿昔日甚至有“黄山黄海”的说法。19世纪上半叶，他们于今鼓浪屿市场路66号建有“黄氏小宗”（祠堂）。1842年，最早来到鼓浪屿的雅裨理和文惠廉就曾在那里行医。（见靳维柏主编：《鼓浪屿文化遗产核心要素》，厦门大学出版社，2017，页74）契约中的“官彩石”应即雅化为“观彩石”之前的地名（更原始的地名当作“棺材石”“官宰石”，而“观彩石”则是历经数度雅化而得的较为理想之地名，寓意是指登其上可望鼓浪屿之夕阳彩霞）。

1843年的甘愿包税字据，荷兰莱顿大学亚洲图书馆收藏。

从契约的内容来看，该份契约是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订立的。“在场见证人”甘明，即。1842年，甘明作为传教医师从美国来到澳门、香港，同年6月7日抵达鼓浪屿，在先期而到的传教士雅裨理之寓所中开办诊所，为鼓浪屿人施医赠药。徐继畬所著《瀛环志略》称甘明医生熟悉泰西各国情况，对瑞士尤了如指掌。契约中的另一位“在场见证人”协文（JamesCurtisHepburn），或译“合文”，是美国长老会教士，他于道光二十三年(1843)加入甘明的诊所。在上揭的契约中，其人署作“”。饶有趣味的是，根据传统契约的书写惯例，署名后一般皆有花押，此类花押，既可以是文字（如黄麟所立的契约中，黄麟作“憑”，黄求为“心”），也可以是特殊的符号（如契约中各位“中人”与中方见证者的花押），最不济的还可以打十字或画圈圈（如兄弟二人之母陈氏的花押）。而契约上的几位洋人除了押署汉文名字外，还另书有英文原名，从形式上看，亦与中国特殊符号式的花押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“包税字”是契约的一种，不仅在闽南，而且在徽州文书中也偶有所见。例如，刘伯山主编的《徽州文书》第一辑中，即有《清嘉庆三年五月程延芳立包税字并立收代纳字》，其中的“包税字”这样写道：

立包税字人程延芳，今因延松、康宁，买受土名窑田六十六步，二人其税未收过割，康宁一人仝身嘀议，出钱一百文，包税三十三步，二家子孙无得生端异言。如违，听执字鸣中理论，立此包税字为凭存照。再批：插文字一个，仍税不包，止包三十三步，又照。

嘉庆三年五月初一日，立包税字人程延芳。

而之后的“收代纳字”则曰：

立收代纳字人程延芳，今收到程康宁名下土名窑田税三十三步，是身收钱一百文整，六十年起至加【嘉】庆三年过代纳收讫，其步数三十三步，身无得异说，立此收代纳字存照。

嘉庆三年五月初一日立收代纳字程延芳（押）

综合上述两份契约可见，程延松、程康宁二人，共同购买了程延芳窑田土地六十六步，但并未推收过割，所以税负仍由原主程延芳交纳。为此，程康宁与他商议，出钱一百文，作为自己所买部分的税钱，而原来的土地税钱仍由程延芳承担。

由此可以类推，雅裨理在鼓浪屿的那宗土地交易，与当地土著黄求、黄麟并未实际推收过割，所以土地税仍由兄弟二人承担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上揭契约还规定：“世久年湮，倘屋宇倒坏，如欲别建他所，应将地基还求（麟）子孙执掌，不得转税外国起盖。”换言之，雅裨理虽有使用权，但该块土地见诸官府登记的产权，则仍归黄求、黄麟家族所有。

而今，鼓浪屿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，上揭一百七十多年前的三份契约，因其涉及传教士早期活动的历史而弥足珍贵。

王振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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